我叫董書宇，是一名中共黨員，也是騰沖市紅十字會的一名志愿者。自2008年開始，我曾在山區(qū)孩子的朗朗書聲中播種希望，在抗戰(zhàn)老兵的顫抖掌紋里觸摸歷史，在孤寡老人的淚水中奉獻溫暖，更在疫情的暗夜里化身火炬……只要有空，我就會奔赴志愿服務的現(xiàn)場，用實際行動踐行共產(chǎn)黨員的初心，在點滴付出中尋找生命的價值。

幾年來，我曾在志愿領(lǐng)域多次獲得各種榮譽，但我深知，真正的勛章，從來不是掛在胸前的榮耀，而是在那些被愛浸潤過的靈魂里，永遠鮮活的感動。正如今年初夏，我在志愿服務中，與盧漢滇先生相遇的故事，恰似一顆璀璨的星星，永遠閃耀在我生命的夜空。

盧先生抵達那日，春末的雨絲正織著薄霧。他站在保山地鐵站門口，手里拎著褪色的帆布包，像極了鄰家爺爺。誰能想到，這位1949年出生的老人，曾在農(nóng)家谷倉改建的教室里，借著煤油燈苦讀。在下鄉(xiāng)的十三年里，把青春埋進黃土地。又在1989年，以四十歲“高齡”獨闖香港，從一句粵語都聽不懂的“外鄉(xiāng)人”，熬成讓人敬重的企業(yè)家。他一生節(jié)儉，一輩子都沒舍得買過車，但長江水災，他捐資捐物；汶川地震，他頂著余震押送五噸毛衣至災區(qū)；2013年，年近六旬的他第一次爬上大涼山，從此十年十次翻越險峰——5300張笑臉、330萬元助學金、十多車物資，都是他用蹣跚的腳步丈量出來的愛。

四月的滇緬公路，木棉正紅得驚心動魄。76歲的盧老拒絕了我們志愿者的攙扶，背著雙肩包走在最前面，包帶磨出的毛邊，像極了他半生的褶皺。他忘卻了幾個小時的奔波，挺直了腰板說：“當年遠征軍走這條路，可是三天三夜不合眼哪。”

次日清晨，他在惠通橋遺址前站成一尊雕像。怒江在腳下咆哮，他忽然從包里掏出一枚舊懷表：“這是父親當年押運物資時買的，齒輪里卡著的，都是滇緬路的風雨。”

作為駐印遠征軍后代，在國殤墓園，他在遠征軍的墓碑前長跪不起，白發(fā)被山風掀起，像一片漂泊半生的云，終于落在了故鄉(xiāng)的土地上。

在馬站鄉(xiāng)保家村，他緊握住遠征軍后人李發(fā)生家屬的手，將助學金交給他，皺紋里都盛著淚。李發(fā)生家屬激動地說：“您父親是英雄，您也是。”盧老搖搖頭：“我只是踩著父親的腳印，來看看當年他們用生命守護的地方。”

盧老身上穿著洗得發(fā)白的襯衫，卻在捐贈清單上簽著五位數(shù)的金額。他的名字“漢滇”，藏著父親對中原與滇西的眷戀。他每年清明必去香港的抗日英烈紀念碑，用云南方言念誦碑文。他手機里存著2000多張山區(qū)孩子的照片，每張都備注著“小花考上高中了”“阿木學會寫信了”。

這次重走滇緬路，他在畹町橋下放了兩瓶酒。一瓶敬父親，一瓶敬所有沒回家的英靈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他走得很慢，卻走得很堅定：“我的根，永遠扎在這片土地里。”

分別前夜，盧老將兩顆水果糖塞進我掌心：“嘗嘗，這是我在香港常買的牌子。”糖紙在深夜的臺燈下沙沙作響，他忽然笑了：“做志愿者啊，要先甜自己，才能甜別人。你看這糖，外面是硬的，里面是軟的——就像我們，經(jīng)得起風雨，也要藏得住柔情。”

這次志愿工作結(jié)束后，我把那兩顆糖放在我的志愿者日記本里。每當疲憊時，就能看見糖紙上淡淡的字：“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。”想起他在大涼山上說的話：“也許有一天我走不動了，但這些孩子會接過接力棒，讓善意長成森林。”

如今，我仍會在每個清晨背起志愿包，走過騰沖的街巷。路過惠通橋時，總會想起那個倔強的背影；探望老兵時，總會想起他給老人戴帽子的溫情；在給山區(qū)孩子寄物資時，都會特意多塞兩顆水果糖——因為我知道，某個遙遠的山村里，會有個孩子剝開糖紙，眼睛亮起來：“這是香港阿爺?shù)奈兜馈！?/p>

這場志愿活動，讓我深刻地感受到：真正的傳承，從來不是驚天動地的宣言，而是像糖塊一樣，把甜蜜一點點融化在時光里。盧老教會我的，不僅是行善的勇氣，更是把愛釀成細水長流的智慧。當我們彎下腰為他人系緊鞋帶，當我們踮起腳為弱者撐起屋檐，那些瞬間的溫暖，終將匯聚成照亮人間的星河。

愿你我都能成為這樣的“糖塊”——用一生的光陰，把自己熬甜，遞給世界。